作者:纳赛尔博士(Dr. Nasser BOUCHIBA)
十八世纪中叶,以大英帝国为首的欧洲国家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这些国家迫切希望开拓新的市场。此时的中国清政府统治正日益走向衰败,所拥有的四万万人口的中国市场,使得欧洲国家把目标瞄向了中国。
1840年,英国为了强行向中国百姓出售鸦片,向中国发动了战争,史称“鸦片战争”。已经进入衰退期的清政府无法动员力量来进行有效抵抗,最后被迫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根据该条约,中国将香港岛永久割让给英国。中国从此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0年后即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并再次强迫清政府签订另一个不平等条约《北京条约》,将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的地区永久割让给英国。1887年,在英国的支持下,葡萄牙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中葡会议草约》和《中葡和好通商条约》,通过此手续占领了澳门。1898年,英国再次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尖沙咀以外的九龙半岛的其余部分及附近262个岛屿,此地区被英方定名为“新界”,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期满。
二次大战爆发后,日本曾经短暂占领香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香港并没有回归到中国,反而继续接受英国的殖民统治。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建设国家的重点放在巩固国家统一和加强全国56个民族的团结上。1950年代开始,中国的国力不断加强,尤其经过抗美援朝战争向世界证明,中国军队具有强大的战斗力量。由此可以推断,如果当时中国政府用武力来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理论上是具备一定条件的。但中国政府一直主张和平解决优先的方案,因此,从未停止与英国的谈判。同时,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经过与友好国家合作,使国际社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在内的唯一的合法代表。
1997年和1999年中国以极具创新的“一国两制”方式收回了香港和澳门。其实该解决方案早在1950年代就开酝酿,其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中国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对于殖民主义遗留问题优先选择和平解决的方案。1956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表示“如果能够和平统一,台湾可以继续实行三民主义”。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终于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驱逐国民党非法代表。随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呼吁国际社会承认香港和澳门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占领香港和澳门是英葡通过非法的殖民时期的不平等条约的侵略行为,因此不适宜把香港和澳门列为具有全民公决的传统意义的“殖民地”。此后,联合国第27届大会通过决议,将香港和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去,为中国恢复香港和澳门主权创造了国际条件。
中国领导人一方面立场明确地表达以和平方式解决殖民主义历史遗留问题,一方面号召国内社会进入了欣欣向荣的改革开放时期,同时,中国在联合国的努力也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接下来,中国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香港和澳门经过长期的英葡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将如何与中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体制进行顺利对接,从而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1982年1月11日,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谈到国家同一问题,第一次明确提出“一国两制”概念。此后,邓小平多次就“一国两制”发表重要谈话,使之系统化、理论化。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即保持高度自治、人民生活方式不变以及保持同其他国家的经济文化联系等优惠政策。因此,为了给一国两制提供法律依据, 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提出在必要的时候中国将为香港、澳门和台湾设立特别行政区。
中国主张的和平解决方针,在国际舞台获得了广泛认可,所提出“一国两制”创新解决方案,使得英国和葡萄牙无法再推迟撤出香港和澳门。1984年前任英国港督麦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1]在北京完成前期谈判后,于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申明》,标志着香港问题将以“一国两制”方式得到圆满解决。1997年7月1日,香港顺利回归,1999年12月20日,澳门顺利回归。
香港回归后,以其独特的地位成为了中国大陆联接海外市场的主渠道,也使香港的企业家和百姓从中得到巨大收益,并由此香港实现了从工业化到经济服务化的成功转型,成为了世界级金融、房地产、国际贸易及航运业的重要枢纽。可以说,在中国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香港在回归后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繁荣。
香港和澳门顺利回归的成功案例,使存在殖民主义历史遗留问题的发展中国家看到希望。摩洛哥也不例外,对于西班牙目前仍然非法占领的北方休达、梅利利亚以及地中海岛屿,“一国两制”可以作为摩洛哥解决领土争端的范例。
1999年摩洛哥穆罕默德六世国王继任王位后,发起了大范围的改革,摩洛哥的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摩洛哥的国力在不断增强。世界一流跨国公司纷纷选择在摩洛哥设立非洲生产基地或运营总部,其中就包括中国著名的互联网科技企业华为。在临近休达的丹吉尔(Tanger)和得图安(Tetouan)两个城市,摩洛哥修建了丹吉尔地中海码头(Tanger Med)以及多个世界级旅游胜地,这里已经成为地中海地区的最具潜力的投资热点区域;在梅利利亚附近也正在建设比地中海码头规模更大的“纳多儿地中海西码头”(Nador Westmed)以及玛奇卡弯超级旅游度假村(Marchica Bay)。
未来,无论是休达还是梅利利亚,如果不积极采取措施,借助摩洛哥发展资源与支持,因其面积狭小,资源匮乏,均无法跟上周围摩洛哥城市的发展势头,经济必定会出现巨大衰退,社会内部矛盾也将逐渐显露出来。最近因摩洛哥限制了从这两座城市的进口商品,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动荡。
[1] 麦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英国政治家、外交家。1917年10月16日出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Glasgow)。二次大战参与反日本侵略战争;1960年代末担任英国外交部部长的主要私人秘书;1967年担任英国驻越南大使;自1971年至1982年担任香港第25位英国港督职位。在香港任职期间,麦理浩一直认为香港早晚要回归于中国,因此一直反对一切港独行为。除了恢复汉语作为与英语的官方语言外,他还发起了大量的香港经济和社会工程的建设,包括香港地铁网络(Mass Transit Railway – MTR)的建设、9年义务教育、经济房等工程。1979年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开始关于香港结束非法租赁的谈判。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仪式上,虽然英国政府抵制参加,但麦理浩依然出席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正式宣誓就职典礼。2000年5月27日在苏格兰艾尔郡(Ayrshire)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