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可作为解决摩洛哥殖民主义历史遗留问题的范例

作者:纳赛尔博士(Dr. Nasser BOUCHIBA)

十八世纪中叶,以大英帝国为首的欧洲国家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这些国家迫切希望开拓新的市场。此时的中国清政府统治正日益走向衰败,所拥有的四万万人口的中国市场,使得欧洲国家把目标瞄向了中国。

1840年,英国为了强行向中国百姓出售鸦片,向中国发动了战争,史称“鸦片战争”。已经进入衰退期的清政府无法动员力量来进行有效抵抗,最后被迫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根据该条约,中国将香港岛永久割让给英国。中国从此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0年后即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并再次强迫清政府签订另一个不平等条约《北京条约》,将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的地区永久割让给英国。1887年,在英国的支持下,葡萄牙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中葡会议草约》和《中葡和好通商条约》,通过此手续占领了澳门。1898年,英国再次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尖沙咀以外的九龙半岛的其余部分及附近262个岛屿,此地区被英方定名为“新界”,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期满。

二次大战爆发后,日本曾经短暂占领香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香港并没有回归到中国,反而继续接受英国的殖民统治。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建设国家的重点放在巩固国家统一和加强全国56个民族的团结上。1950年代开始,中国的国力不断加强,尤其经过抗美援朝战争向世界证明,中国军队具有强大的战斗力量。由此可以推断,如果当时中国政府用武力来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理论上是具备一定条件的。但中国政府一直主张和平解决优先的方案,因此,从未停止与英国的谈判。同时,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经过与友好国家合作,使国际社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在内的唯一的合法代表。

1997年和1999年中国以极具创新的“一国两制”方式收回了香港和澳门。其实该解决方案早在1950年代就开酝酿,其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中国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对于殖民主义遗留问题优先选择和平解决的方案。1956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表示“如果能够和平统一,台湾可以继续实行三民主义”。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终于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驱逐国民党非法代表。随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呼吁国际社会承认香港和澳门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占领香港和澳门是英葡通过非法的殖民时期的不平等条约的侵略行为,因此不适宜把香港和澳门列为具有全民公决的传统意义的“殖民地”。此后,联合国第27届大会通过决议,将香港和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去,为中国恢复香港和澳门主权创造了国际条件。

中国领导人一方面立场明确地表达以和平方式解决殖民主义历史遗留问题,一方面号召国内社会进入了欣欣向荣的改革开放时期,同时,中国在联合国的努力也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接下来,中国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香港和澳门经过长期的英葡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将如何与中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体制进行顺利对接,从而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1982年1月11日,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谈到国家同一问题,第一次明确提出“一国两制”概念。此后,邓小平多次就“一国两制”发表重要谈话,使之系统化、理论化。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即保持高度自治、人民生活方式不变以及保持同其他国家的经济文化联系等优惠政策。因此,为了给一国两制提供法律依据, 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提出在必要的时候中国将为香港、澳门和台湾设立特别行政区。

中国主张的和平解决方针,在国际舞台获得了广泛认可,所提出“一国两制”创新解决方案,使得英国和葡萄牙无法再推迟撤出香港和澳门。1984年前任英国港督麦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1]在北京完成前期谈判后,于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申明》,标志着香港问题将以“一国两制”方式得到圆满解决。1997年7月1日,香港顺利回归,1999年12月20日,澳门顺利回归。

香港回归后,以其独特的地位成为了中国大陆联接海外市场的主渠道,也使香港的企业家和百姓从中得到巨大收益,并由此香港实现了从工业化到经济服务化的成功转型,成为了世界级金融、房地产、国际贸易及航运业的重要枢纽。可以说,在中国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香港在回归后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繁荣。

香港和澳门顺利回归的成功案例,使存在殖民主义历史遗留问题的发展中国家看到希望。摩洛哥也不例外,对于西班牙目前仍然非法占领的北方休达、梅利利亚以及地中海岛屿,“一国两制”可以作为摩洛哥解决领土争端的范例。

1999年摩洛哥穆罕默德六世国王继任王位后,发起了大范围的改革,摩洛哥的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摩洛哥的国力在不断增强。世界一流跨国公司纷纷选择在摩洛哥设立非洲生产基地或运营总部,其中就包括中国著名的互联网科技企业华为。在临近休达的丹吉尔(Tanger)和得图安(Tetouan)两个城市,摩洛哥修建了丹吉尔地中海码头(Tanger Med)以及多个世界级旅游胜地,这里已经成为地中海地区的最具潜力的投资热点区域;在梅利利亚附近也正在建设比地中海码头规模更大的“纳多儿地中海西码头”(Nador Westmed)以及玛奇卡弯超级旅游度假村(Marchica Bay)。

未来,无论是休达还是梅利利亚,如果不积极采取措施,借助摩洛哥发展资源与支持,因其面积狭小,资源匮乏,均无法跟上周围摩洛哥城市的发展势头,经济必定会出现巨大衰退,社会内部矛盾也将逐渐显露出来。最近因摩洛哥限制了从这两座城市的进口商品,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动荡。


[1] 麦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英国政治家、外交家。1917年10月16日出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Glasgow)。二次大战参与反日本侵略战争;1960年代末担任英国外交部部长的主要私人秘书;1967年担任英国驻越南大使;自1971年至1982年担任香港第25位英国港督职位。在香港任职期间,麦理浩一直认为香港早晚要回归于中国,因此一直反对一切港独行为。除了恢复汉语作为与英语的官方语言外,他还发起了大量的香港经济和社会工程的建设,包括香港地铁网络(Mass Transit Railway – MTR)的建设、9年义务教育、经济房等工程。1979年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开始关于香港结束非法租赁的谈判。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仪式上,虽然英国政府抵制参加,但麦理浩依然出席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正式宣誓就职典礼。2000年5月27日在苏格兰艾尔郡(Ayrshire)逝世。

摩洛哥视角下的撒哈拉问题 / THE SAHARA ISSUE FROM MOROCCO’S PERSPECTIVE

作者:纳赛尔博士(Dr. Nasser BOUCHIBA)

日期:2020年11月13日星期五

非洲和亚洲国家经过坚持不懈的斗争虽然赢得了独立,但殖民主义留下的伤痕至今可见。几乎每个新独立的国家都与邻国存在边界纠纷问题。这些国家为后殖民时期捍卫领土完整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摩洛哥被殖民经历中,同时被法国和西班牙占领,丹吉尔则沦为国际城市。为了让中国读者了解撒哈拉问题的产生和状态演变,先从摩洛哥的视角介绍撒哈拉问题。

摩洛哥人对撒哈拉的感情铭刻于摩洛哥各个民族的共同记忆中。中世纪最辉煌的摩洛哥莫拉彼德王朝(Almoravides)[1]就是来自撒哈拉的部落。用历史证明撒哈拉的归属,结果一定是撒哈拉归属摩洛哥或摩洛哥归属撒哈拉。实际上,欧美殖民者在侵占整个非洲时首先否定了非洲国家的历史,包括拥有5000年文明的古埃及和拥有3200多年历史的摩洛哥文明。因此,撒哈拉问题纯粹是后殖民主义殖民者故意留下的边界问题,以此来确保对原殖民地的控制。

摩洛哥莫拉彼德王朝(1040-1147)

撒哈拉问题可追溯至1912年法国占领摩洛哥后,在同样被法国占领的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的边境随心所欲地在地图上绘画了边界。1918年在法国殖民当局赫伯特·利奥泰(Hubert Lyautey)[2]元帅的鼓动下,为了进一步弱化摩洛哥王室的实力,摩洛哥南部小镇廷杜夫(Tindouf)[3]首领向阿尔及尔法国殖民当局索要支援。就这样整个廷杜夫区域从摩洛哥王国转变为法国阿尔及尔殖民当局的统治。1934年同样是法国驻摩洛哥殖民当局利奥泰元帅希望把廷杜夫区域还给摩洛哥王国,但巴黎政府则有其他的考虑,即当有一天殖民者离开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这种边界问题最容易确保原宗主国的利益。

1950年代初是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反殖民主义的高潮时期。新成立的中国政府积极声援这些国家的独立斗争,以维护其领土主权的完整。北非的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形成了一个反法国和西班牙殖民当局的阵营。自1951年开始,法国殖民地司法当局在摩洛哥全国大范围搜捕民族独立运动的积极分子,囚禁大批摩洛哥爱国人士、政治领袖和示威青年。法军肆无忌惮地包围了摩洛哥主要城市,并出动空军轰炸平民。1953年8月20日,苏丹·穆罕默德五世因在独立党支持下一再抗拒法国殖民者加强对摩洛哥的殖民统治的所谓 “改革” 。因此被法国殖民当局先放逐到科西嘉岛,再放逐到马达加斯加。这一举动引起了摩洛哥人民的极度愤慨。在山区,摩洛哥解放军对法国和西班牙殖民军以及极端的定居者发动游击袭击。摩洛哥人民举行罢工和示威反对法国殖民统治。这一举动使摩洛哥的反抗局势发展到高潮。

穆罕默德五世国王和哈桑二世王储检阅摩洛哥游击队战士(1956年)

1956年,摩洛哥从法国和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中获得独立后,两个前宗主国希望以某些方式在摩洛哥保留落脚点,以此延续对摩洛哥内政的干涉。法国坚持原来的定居者继续保留在摩洛哥最肥沃的农用土地一带;西班牙则保留了北方地中海沿岸的休达(Ceuta)[4]、梅利利亚(Melilla)[5]和摩洛哥临海一带的一些岛屿[6]以及历史上一直属于摩洛哥王国管辖的撒哈拉地区(Provinces du sud Marocain)。

新成立的摩洛哥政府和各大党派开始通过外交手段向西班牙弗朗哥政权施加压力,令其撤出所占领的撒哈拉地区。与此同时,由撒哈拉当地居民组成的西迪·伊夫尼(Sidi Ifni)[7]摩洛哥解放军对西班牙驻军发动进攻。1957年8月底,在比利时流亡的摩洛哥共产党总书记阿里·亚塔强烈谴责西班牙对摩洛哥的主权侵犯。在接受比共《红旗报》采访时,他指出 “摩洛哥的边界始终还没有确定。撒哈拉、休达城和梅利利亚城、伊夫尼等处领土还始终处在法国或西班牙的统治之下。摩洛哥整个民族运动的根本任务是继续反帝国主义斗争,以求奠定、完成和巩固摩洛哥的独立。这包含着撤出外国军队、承认它的边界和解放摩洛哥的经济。”

1957年12月1日以来,撒哈拉区摩洛哥解放军成功包围了西班牙殖民者控制的首府西迪·伊夫尼,并在摩洛哥皇家军队(Royal Armed Forces – FAR)的援助下准备随时发动进攻夺回包括伊夫尼和里约特俄罗(Rio de Oro)[8]的撒哈拉地区。西班牙占据摩洛哥主要港口阿加迪尔(Agadir)[9],并准备大举侵犯摩洛哥领土。即便摩洛哥王储穆赖·哈桑(Moulay Hassan)[10]对此强烈谴责,但西班牙增调了数千援兵并出动轰炸机野蛮轰炸无辜平民。摩洛哥要求立即与西班牙谈判,令其归还伊夫尼地区的主权,但由于西班牙坚持对伊夫尼的控制权,谈判不得不中断。在此后的数个战役中,撒哈拉区摩洛哥解放军表现英勇。骑着骆驼,手持传统步枪,成功击败了西班牙殖民军,来自西迪·伊夫尼摩洛哥解放军(Moroccan Liberation Army of Sidi Ifni)的捷报轰动了国际舆论。经过一年多的斗争,西班牙被迫将伊夫尼地区交还给摩洛哥。双方于1958年3月31日签订协议,4月10日正式交还摩洛哥。

虽然摩洛哥通过外交和游击战解放了撒哈拉部分地区,但已经继任王位的哈桑二世国王下决心要完成摩洛哥的统一大业。1965年3月3日,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接见代表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11]的西班牙唯一执政党派西班牙国家工团主义进攻委员会方阵党(Falange Espanola de las Juntas de Ofensiva Nacional Sindicalista – FEJONS)特派员何塞·索利斯·鲁伊斯(José Solís Ruiz)[12],哈桑二世明确让其告知佛朗哥将军,如果无法跟西班牙启动撒哈拉问题的谈判,那么摩洛哥会选择通过联合国进行撒哈拉自决公民投票。同年12月17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072号决议第一次要求西班牙在撒哈拉启动非殖民化进程。一年以后,1966年12月20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要求西班牙归还伊夫尼地区给摩洛哥并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在撒哈拉举行公民投票决定撒哈拉的未来。

1971年在马德里进行国事访问的哈桑二世与佛朗哥将军会面时,哈桑二世再次说明摩洛哥坚持领土完整的立场,但当年年事已高的佛朗哥将军并没有对摩洛哥的解决方案给予回复。直到1974年,哈桑二世国王与西班牙外交部部长格雷戈里奥·洛佩斯·布拉沃(Gregorio Lopez-Bravo)[13]、阿尔及利亚总统胡阿里·布迈丁(Houari Boumediene)[14]、毛里塔尼亚总统穆克塔尔·乌尔德·达达赫(Moktar Ould Daddah)[15]进行了多次试图以和平方式解决西班牙所占领的撒哈拉问题的交流与协商,但因西班牙政权的强硬,无法达成一致。此时,殖民主义在全世界已经受到强烈的谴责。

1975年6月,躺在病床的佛朗哥将军单方面决定让撒哈拉独立,但没有明确谁来管辖。在当时冷战时期,这种决定容易使撒哈拉成为美苏争霸的战乱地区。摩洛哥立刻向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提出起诉,指出西班牙占领前撒哈拉归属摩洛哥,并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西班牙佛朗哥政权被迫听从国际法庭的判决并撤出撒哈拉。

1975年8月20日,主张和平共处的哈桑二世国王决定动员摩洛哥35万名志愿者,手持国旗和《可兰经》,以徒步的方式越过西班牙殖民当局设立的边界。在他的回忆中,当被问起为何选择35万名时,他回答: “摩洛哥每年有35万名新生婴儿,如果我们这次行动全部牺牲,则有接班人继续对抗西班牙殖民当局。”1975年10月16日,国际法庭的判决认为历史上撒哈拉的部落与摩洛哥历代国王都存在效忠宣言关系,因此撒哈拉应该归还给摩洛哥来统治。拿到判决书的哈桑二世国王于1976年11月6日命令已经在边界扎营的35万名志愿者开始徒步,历史称之为 “绿色长征” (Green March)。1976年11月14日,西班牙与摩洛哥和毛利塔尼亚签署了撒哈拉过度管治协议。6天以后弗朗哥将军去世了,西班牙结束长达40年的法西斯统治,同时在摩洛哥南部的西班牙殖民占领宣告结束。

1976年2月,西班牙最后一批士兵离开撒哈拉后,一批就读于摩洛哥首都拉巴特的撒哈拉本地大学生,在一些外部势力的支持下,向摩洛哥军队发动攻击,撒哈拉冲突就这样开始了。一直到1991年在联合国的支持下才得以签署停火协议。在整个冲突中,双方的伤亡不小。摩洛哥一直主张按照1981年6月26日由哈桑二世国王宣布的,有关摩洛哥接受非洲统一组织撒哈拉问题特别委员会建议,在撒哈拉举行有监督的公民投票的原则,以决定撒哈拉的前途。1991年9月6日,在联合国特派团的主持下,双方签署了停火协定,以便筹备公投。但因无法确定参与投票的公民人数,该公投始终无法举行。撒哈拉问题干扰了非洲国家的团结,阻碍了马格里布联盟的发展,也直接影响北非各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如今摩洛哥仍希望在联合国框架内向撒哈拉省份提供更大的自治权,以此来解决已经延续40年的冲突。

在整个摩洛哥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新成立的中国政府从未停止提供各方面的支持和同情。1957年,摩洛哥撒哈拉地区解放军在对西班牙殖民军发动攻击时,中国政府高度赞赏摩洛哥政府和人民在反殖民主义斗争中的英勇表现。1957年12月17日,尚未跟摩洛哥正式建交时,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向摩洛哥劳工联合会总书记马久伯·本·萨迪克(Mahjoub Ben Seddik)[16]发电报支持伊夫尼人民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他在电报中指出: “伊夫尼是摩洛哥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伊夫尼人民起义的正义行动,将获得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深刻同情。中国工人完全支持摩洛哥人民的正义斗争。祝你们胜利。” 这种来自同样遭受过殖民主义掠夺的中国兄弟的支持,对新独立的摩洛哥而言,无疑是巨大的鼓舞。

1975年摩洛哥通过外交手段和 “绿色长征” 成功和平夺回撒哈拉其余地区,对于撒哈拉爆发的冲突,中国一直遵循1954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1955年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来处理与摩洛哥的关系。中国在不干预内政的情况下,主张和平解决后殖民主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冲突。

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陛下参加非洲联盟会议(2017年01月31日)

在每次摩中领导人会面时,摩方均会向中方通报撒哈拉问题的最新进展。1991年签署停火协定后,在中国访问的摩洛哥王储向杨主席介绍了撒哈拉问题的进展情况以及摩洛哥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杨主席的回答是中国高兴看到撒哈拉问题正朝着政治解决的方向发展,并强调中国政府希望有关方面继续努力,使联合国和平计划得以顺利实施,从而使撒哈拉问题得以妥善解决。在1990年代期间,中国对撒哈拉问题的表态保持不变,即 “中国政府支持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希望有关各方继续采取积极务实的态度,通过对话与合作,使该问题早日获得妥善解决。

如今,公民投票的方案已经被证明无法实施,摩洛哥希望通过赋予撒哈拉地区高度自治权来解决这一延续了40年的冲突。中国继续坚持通过联合国的决议来寻找可以保障各方利益的解决方法。


[1] 莫拉彼德王朝(Almoravides),由现今毛里塔尼亚和摩洛哥南部游牧部落于1040年建立的王朝。第一任苏丹(国王)优素福·伊本·塔赫芬(Youssef Ibn Tachfin)把首都设立在今摩洛哥红城马拉喀什并于1086年重新收复西班牙安达卢西亚领土。莫拉彼德王朝国土面积最广的时期从西班牙北部到塞内加尔河以及从大西洋到今阿尔及利亚中部。在该王朝的繁荣时期打通了非洲黄金之路,使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产品和知识传播到北非和南欧地区。

[2] 赫伯特·利奥泰(Hubert Lyautey),法国殖民时期战争军人。1854年11月17日出生于法国南希(Nancy)。1912年至1916年成为法国在摩洛哥第一任总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法国国防部部长;1917年再次赴摩洛哥担任总督直到1925年;1921年升为法国元帅。1934年07月27日逝世。

[3] 廷杜夫(Tindouf),现今阿尔及利亚西南部城市。总人口为4万人左右(2010年)。19世纪时,由摩洛哥撒哈拉日归巴特(Reguibat)部落在一个绿洲旁边创建。1912年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当局划分为法国阿尔及利亚领土。自1961年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与摩洛哥发生边界摩擦,廷杜夫因靠近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边界变从此成一个军事区域。1979年至1991年廷杜夫成为分裂组织向摩洛哥发动攻击的基地。如今摩洛哥正在通过联合国积极寻找政治解决方案使廷杜夫的摩洛哥难民早日回国。

[4] 休达(Ceuta),仍处于西班牙占领的摩洛哥北部城市。总面积18,5平方公里。总人口为85,144人(2018年)。休达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的腓尼基时期。当时已经成为地中海西部重要港口城市。后来休达一直在穆斯林统治下。1415年葡萄牙国王约翰一世占林休达;1578年葡萄牙的塞巴斯蒂安(Sebastian of Portugal)被摩洛哥军队击败并死于著名的阿尔卡塞·基比尔战役(Battle of Alcácer Quibir)。此后西班牙国王统治葡萄牙并继承其在海外的殖民地包括摩洛哥休达。1859年西班牙击败摩洛哥军队并迫使苏丹签订不平等条约划定休达与摩洛哥领土的界限。1995年休达享有自治城市行政级别,拥有本地议会和 “市长-主席” 。摩洛哥国王、政府和人民从未停止要求西班牙停止在梅利利亚、休达和包括在摩洛哥临海岛屿的非法统治,但西班牙历届政权拒绝谈判,故而摩洛哥的统一大业仍然重任在肩。

[5] 梅利利亚(Melilla),仍处于西班牙占领的摩洛哥北部城市。总面积12,3平方公里。总人口为78,476人(2011年)。1497年安达卢西亚沦陷后,伊莎贝拉一世皇后和费迪南德二世国王下令追击穆斯林和犹太人到地中海海湾,并占领了梅利利亚。此后摩洛哥历代王朝从未停止收复行动。1859年西班牙和摩洛哥签订不平等条约划定梅利利亚与摩洛哥领土的界限并成为唯一摩洛哥北部具有贸易权限的城市。1921年由阿卜杜勒·克里姆·哈塔比(Abd el-Krim el-Khattabi)带领的摩洛哥里夫山游击队战胜西班牙军队并几将收复梅利利亚,后来因法国和西班牙联合军事力量并动用化学武器击败摩洛哥游击队而功亏一篑。1995年梅利利亚开始享有自治城市行政级别,拥有本地议会和 “市长-主席” 。

[6] 摩洛哥至今呼吁恢复主权的岛屿,包括离摩洛哥海岸线仅50米的呢库尔岛屿(Nekour Islands);离摩洛哥海岸线仅250米的莱拉岛(Leila Island);离摩洛哥海岸线3.3公里的贾法丽娜岛屿(Chafarines Islands)以及离摩洛哥海岸线57公里的阿尔波兰岛(Al Boran Island)。

[7] 西迪·伊夫尼(Sidi Ifni),摩洛哥南部大西洋海岸城市。总人口为20,051人(2014年)。1767年被西班牙占领。20世纪初,在西班牙殖民时期成为摩洛哥南部主要港口城市。艾特·巴姆兰(Aït Baamrane)部落组织了激烈的反抗游击战争。最后在新独立的摩洛哥政府的努力下以及世界各国向西班牙施加的压力下,终于于1969年1月4日主权回归到摩洛哥。西迪·伊夫尼的经济主要依靠渔业。

[8] 里约特俄罗(Rio de Oro),1884年被西班牙占领。1976年西班牙结束对摩洛哥撒哈拉的殖民统治。1979年经过摩洛哥与毛里塔尼亚的协商,摩洛哥收回里约特俄罗。如今本地经济主要依靠渔业、矿业和绿洲农业。近几年省会达赫拉(Dakhla)因其独特的海湾成为了摩洛哥最具吸引力的旅游圣地。

[9] 阿加迪尔(Agadir),大西洋海岸的摩洛哥海滨城市。根据2014年普查,总人口为421,844人。温和气候和广阔沙滩使阿加迪尔成为欧洲游客冬天优选的度假圣地因此旅游行业是主要经济活动。另外因丰富的海产品和完善的码头设施,渔业活动在摩洛哥占领先地位。

[10] 穆赖·哈桑(Moulay Hassan),是哈桑二世国王王储时期的称呼。

[11]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西班牙军人、政治家。1892年12月4日出生于西班牙西北部城市费罗尔(Ferrol)。1907年进入托莱多步兵学院(Toledo Infantry Academy)开始起军事生涯;1912年随西班牙殖民军来到摩洛哥北部里夫山(Rif);1915年、1919年和1926年屡次与摩洛哥游击队对阵,期间回西班牙担任其它军事职务;1934年在西班牙内战负责镇压社会主义派;1936年发起政变成为唯一统治西班牙的军阀;1939年西班牙内战结束成为西班牙总统,但于1969年任命西班牙王子胡安·卡洛斯·德·波旁(Juan Carlos de Bourbon)为接班人;1975年11月20日弗朗哥去世后,西班牙恢复君主制。

[12] 何塞·索利斯·鲁伊斯(José Solís Ruiz),西班牙政治家。1913年9月27日出生于马德里(Madrid)。1946年至1975年担任佛朗哥立法机构委员;1975年至1976年担任劳务部长。1990年5月20日逝世。

[13] 格雷戈里奥·洛佩斯·布拉沃(Gregorio Lopez-Bravo),西班牙工程师、外交家。1923年12月29日出生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Madrid)。1959年担任商务部首席执行官;1962年担任工业部部长;1969年至1973年担任西班牙外交部部长;1975年佛朗哥去世后当选为代表马德里议员,但于1978年决定停止所有政治活动作为对西班牙新宪法公布的抗议;1985年02月19日在毕尔巴鄂(Bilbao)死于飞机失事。

[14] 胡阿里·布迈丁(Houari Boumediene),阿尔及利亚独立后第二任总统。1932年8月23日出生于东部与艾因·哈塞尼亚(Ain Hassainia)小镇。1959年至1962年担任阿尔及利亚解放军总参谋长;1962年担任国防部部长;1963年担任国务院副主席;1965年发起对艾哈迈德·本·贝拉(Ahmed Ben Bella)的政变并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长直到1978年被选为总统;自1965年一直担任国民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 FLN)总书记。在执政期间加快推进阿尔及利亚工业建设。1978年12月27日在阿尔及尔逝世。

[15] 穆克塔尔·乌尔德·达达赫(Moktar Ould Daddah),毛里塔尼亚第一任总统。1924年12月25日出生于毛里塔尼亚古城布提利米特(Boutilimit)。1960年担任毛利雅尼亚第一任总理;1961年至1978年担任毛里塔尼亚总统;1974年对毛里塔尼亚铁矿公司(Iron Mines of Mauritania – MIFERMA)进行国有化;1978年遭遇政变被关押一年后流亡到突尼斯和法国;1980年成立毛里塔尼亚民主联盟(Alliance for a Democratic Mauritania – AMD);2001年回毛里塔尼亚;2003年逝世。执政期间与摩洛哥哈桑二世国王关系保持良好,是马格里布联盟重要发起人。

[16] 马久伯·本·萨迪克(Mahjoub Ben Seddik),摩洛哥工会领袖。1922年2月20日出生于摩洛哥梅克纳斯(Meknes)。在殖民时期,担任法国全体劳工联合会(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r – CGT)在摩洛哥的秘书;1955年是摩洛哥第一个工会摩洛哥劳工联合会(Moroccan Union of Labor – UMT)的创始人。2010年09月17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