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纳赛尔博士（Dr. Nasser BOUCHIBA） 十八世纪中叶，以大英帝国为首的欧洲国家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这些国家迫切希望开拓新的市场。此时的中国清政府统治正日益走向衰败，所拥有的四万万人口的中国市场，使得欧洲国家把目标瞄向了中国。 1840年，英国为了强行向中国百姓出售鸦片，向中国发动了战争，史称“鸦片战争”。已经进入衰退期的清政府无法动员力量来进行有效抵抗，最后被迫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根据该条约，中国将香港岛永久割让给英国。中国从此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0年后即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并再次强迫清政府签订另一个不平等条约《北京条约》，将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的地区永久割让给英国。1887年，在英国的支持下，葡萄牙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中葡会议草约》和《中葡和好通商条约》，通过此手续占领了澳门。1898年，英国再次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尖沙咀以外的九龙半岛的其余部分及附近262个岛屿，此地区被英方定名为“新界”，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期满。 二次大战爆发后，日本曾经短暂占领香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香港并没有回归到中国，反而继续接受英国的殖民统治。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建设国家的重点放在巩固国家统一和加强全国56个民族的团结上。1950年代开始，中国的国力不断加强，尤其经过抗美援朝战争向世界证明，中国军队具有强大的战斗力量。由此可以推断，如果当时中国政府用武力来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理论上是具备一定条件的。但中国政府一直主张和平解决优先的方案，因此，从未停止与英国的谈判。同时，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经过与友好国家合作，使国际社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在内的唯一的合法代表。 1997年和1999年中国以极具创新的“一国两制”方式收回了香港和澳门。其实该解决方案早在1950年代就开酝酿，其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中国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对于殖民主义遗留问题优先选择和平解决的方案。1956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表示“如果能够和平统一，台湾可以继续实行三民主义”。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终于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驱逐国民党非法代表。随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呼吁国际社会承认香港和澳门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占领香港和澳门是英葡通过非法的殖民时期的不平等条约的侵略行为，因此不适宜把香港和澳门列为具有全民公决的传统意义的“殖民地”。此后，联合国第27届大会通过决议，将香港和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去，为中国恢复香港和澳门主权创造了国际条件。 中国领导人一方面立场明确地表达以和平方式解决殖民主义历史遗留问题，一方面号召国内社会进入了欣欣向荣的改革开放时期，同时，中国在联合国的努力也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接下来，中国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香港和澳门经过长期的英葡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将如何与中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体制进行顺利对接，从而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1982年1月11日，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谈到国家同一问题，第一次明确提出“一国两制”概念。此后，邓小平多次就“一国两制”发表重要谈话，使之系统化、理论化。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即保持高度自治、人民生活方式不变以及保持同其他国家的经济文化联系等优惠政策。因此，为了给一国两制提供法律依据， 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提出在必要的时候中国将为香港、澳门和台湾设立特别行政区。 中国主张的和平解决方针，在国际舞台获得了广泛认可，所提出“一国两制”创新解决方案，使得英国和葡萄牙无法再推迟撤出香港和澳门。1984年前任英国港督麦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1]在北京完成前期谈判后，于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申明》，标志着香港问题将以“一国两制”方式得到圆满解决。1997年7月1日，香港顺利回归，1999年12月20日，澳门顺利回归。 香港回归后，以其独特的地位成为了中国大陆联接海外市场的主渠道，也使香港的企业家和百姓从中得到巨大收益，并由此香港实现了从工业化到经济服务化的成功转型，成为了世界级金融、房地产、国际贸易及航运业的重要枢纽。可以说，在中国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香港在回归后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繁荣。 香港和澳门顺利回归的成功案例，使存在殖民主义历史遗留问题的发展中国家看到希望。摩洛哥也不例外，对于西班牙目前仍然非法占领的北方休达、梅利利亚以及地中海岛屿，“一国两制”可以作为摩洛哥解决领土争端的范例。 1999年摩洛哥穆罕默德六世国王继任王位后，发起了大范围的改革，摩洛哥的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摩洛哥的国力在不断增强。世界一流跨国公司纷纷选择在摩洛哥设立非洲生产基地或运营总部，其中就包括中国著名的互联网科技企业华为。在临近休达的丹吉尔（Tanger）和得图安（Tetouan）两个城市，摩洛哥修建了丹吉尔地中海码头（Tanger Med）以及多个世界级旅游胜地，这里已经成为地中海地区的最具潜力的投资热点区域；在梅利利亚附近也正在建设比地中海码头规模更大的“纳多儿地中海西码头”（Nador Westmed）以及玛奇卡弯超级旅游度假村（Marchica Bay）。 未来，无论是休达还是梅利利亚，如果不积极采取措施，借助摩洛哥发展资源与支持，因其面积狭小，资源匮乏，均无法跟上周围摩洛哥城市的发展势头，经济必定会出现巨大衰退，社会内部矛盾也将逐渐显露出来。最近因摩洛哥限制了从这两座城市的进口商品，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动荡。 [1] 麦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英国政治家、外交家。1917年10月16日出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Glasgow）。二次大战参与反日本侵略战争；1960年代末担任英国外交部部长的主要私人秘书；1967年担任英国驻越南大使；自1971年至1982年担任香港第25位英国港督职位。在香港任职期间，麦理浩一直认为香港早晚要回归于中国，因此一直反对一切港独行为。除了恢复汉语作为与英语的官方语言外，他还发起了大量的香港经济和社会工程的建设，包括香港地铁网络（Mass Transit Railway – MTR）的建设、9年义务教育、经济房等工程。1979年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开始关于香港结束非法租赁的谈判。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仪式上，虽然英国政府抵制参加，但麦理浩依然出席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正式宣誓就职典礼。2000年5月27日在苏格兰艾尔郡（Ayrshire）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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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视角下的撒哈拉问题 / THE SAHARA ISSUE FROM MOROCCO’S PERSPECTIVE
作者：纳赛尔博士（Dr. Nasser BOUCHIBA） 日期：2020年11月13日星期五 非洲和亚洲国家经过坚持不懈的斗争虽然赢得了独立，但殖民主义留下的伤痕至今可见。几乎每个新独立的国家都与邻国存在边界纠纷问题。这些国家为后殖民时期捍卫领土完整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摩洛哥被殖民经历中，同时被法国和西班牙占领，丹吉尔则沦为国际城市。为了让中国读者了解撒哈拉问题的产生和状态演变，先从摩洛哥的视角介绍撒哈拉问题。 摩洛哥人对撒哈拉的感情铭刻于摩洛哥各个民族的共同记忆中。中世纪最辉煌的摩洛哥莫拉彼德王朝（Almoravides）[1]就是来自撒哈拉的部落。用历史证明撒哈拉的归属，结果一定是撒哈拉归属摩洛哥或摩洛哥归属撒哈拉。实际上，欧美殖民者在侵占整个非洲时首先否定了非洲国家的历史，包括拥有5000年文明的古埃及和拥有3200多年历史的摩洛哥文明。因此，撒哈拉问题纯粹是后殖民主义殖民者故意留下的边界问题，以此来确保对原殖民地的控制。 撒哈拉问题可追溯至1912年法国占领摩洛哥后，在同样被法国占领的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的边境随心所欲地在地图上绘画了边界。1918年在法国殖民当局赫伯特·利奥泰（Hubert Lyautey）[2]元帅的鼓动下，为了进一步弱化摩洛哥王室的实力，摩洛哥南部小镇廷杜夫（Tindouf）[3]首领向阿尔及尔法国殖民当局索要支援。就这样整个廷杜夫区域从摩洛哥王国转变为法国阿尔及尔殖民当局的统治。1934年同样是法国驻摩洛哥殖民当局利奥泰元帅希望把廷杜夫区域还给摩洛哥王国，但巴黎政府则有其他的考虑，即当有一天殖民者离开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这种边界问题最容易确保原宗主国的利益。 1950年代初是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反殖民主义的高潮时期。新成立的中国政府积极声援这些国家的独立斗争，以维护其领土主权的完整。北非的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形成了一个反法国和西班牙殖民当局的阵营。自1951年开始，法国殖民地司法当局在摩洛哥全国大范围搜捕民族独立运动的积极分子，囚禁大批摩洛哥爱国人士、政治领袖和示威青年。法军肆无忌惮地包围了摩洛哥主要城市，并出动空军轰炸平民。1953年8月20日，苏丹·穆罕默德五世因在独立党支持下一再抗拒法国殖民者加强对摩洛哥的殖民统治的所谓 “改革” 。因此被法国殖民当局先放逐到科西嘉岛，再放逐到马达加斯加。这一举动引起了摩洛哥人民的极度愤慨。在山区，摩洛哥解放军对法国和西班牙殖民军以及极端的定居者发动游击袭击。摩洛哥人民举行罢工和示威反对法国殖民统治。这一举动使摩洛哥的反抗局势发展到高潮。 1956年，摩洛哥从法国和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中获得独立后，两个前宗主国希望以某些方式在摩洛哥保留落脚点，以此延续对摩洛哥内政的干涉。法国坚持原来的定居者继续保留在摩洛哥最肥沃的农用土地一带；西班牙则保留了北方地中海沿岸的休达（Ceuta）[4]、梅利利亚（Melilla）[5]和摩洛哥临海一带的一些岛屿[6]以及历史上一直属于摩洛哥王国管辖的撒哈拉地区（Provinces du sud Marocain）。 新成立的摩洛哥政府和各大党派开始通过外交手段向西班牙弗朗哥政权施加压力，令其撤出所占领的撒哈拉地区。与此同时，由撒哈拉当地居民组成的西迪·伊夫尼（Sidi Ifni）[7]摩洛哥解放军对西班牙驻军发动进攻。1957年8月底，在比利时流亡的摩洛哥共产党总书记阿里·亚塔强烈谴责西班牙对摩洛哥的主权侵犯。在接受比共《红旗报》采访时，他指出 “摩洛哥的边界始终还没有确定。撒哈拉、休达城和梅利利亚城、伊夫尼等处领土还始终处在法国或西班牙的统治之下。摩洛哥整个民族运动的根本任务是继续反帝国主义斗争，以求奠定、完成和巩固摩洛哥的独立。这包含着撤出外国军队、承认它的边界和解放摩洛哥的经济。” 1957年12月1日以来，撒哈拉区摩洛哥解放军成功包围了西班牙殖民者控制的首府西迪·伊夫尼，并在摩洛哥皇家军队（Royal Armed Forces – FAR）的援助下准备随时发动进攻夺回包括伊夫尼和里约特俄罗（Rio de Oro）[8]的撒哈拉地区。西班牙占据摩洛哥主要港口阿加迪尔（Agadir）[9]，并准备大举侵犯摩洛哥领土。即便摩洛哥王储穆赖·哈桑（Moulay Hassan）[10]对此强烈谴责，但西班牙增调了数千援兵并出动轰炸机野蛮轰炸无辜平民。摩洛哥要求立即与西班牙谈判，令其归还伊夫尼地区的主权，但由于西班牙坚持对伊夫尼的控制权，谈判不得不中断。在此后的数个战役中，撒哈拉区摩洛哥解放军表现英勇。骑着骆驼，手持传统步枪，成功击败了西班牙殖民军，来自西迪·伊夫尼摩洛哥解放军（Moroccan Liberation Army of Sidi Ifni）的捷报轰动了国际舆论。经过一年多的斗争，西班牙被迫将伊夫尼地区交还给摩洛哥。双方于1958年3月31日签订协议，4月10日正式交还摩洛哥。 虽然摩洛哥通过外交和游击战解放了撒哈拉部分地区，但已经继任王位的哈桑二世国王下决心要完成摩洛哥的统一大业。1965年3月3日，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接见代表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11]的西班牙唯一执政党派西班牙国家工团主义进攻委员会方阵党（Falange Espanola de las Juntas de Ofensiva Nacional Sindicalista – FEJONS）特派员何塞·索利斯·鲁伊斯（José Solís Ruiz）[12]，哈桑二世明确让其告知佛朗哥将军，如果无法跟西班牙启动撒哈拉问题的谈判，那么摩洛哥会选择通过联合国进行撒哈拉自决公民投票。同年12月17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072号决议第一次要求西班牙在撒哈拉启动非殖民化进程。一年以后，1966年12月20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要求西班牙归还伊夫尼地区给摩洛哥并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在撒哈拉举行公民投票决定撒哈拉的未来。 1971年在马德里进行国事访问的哈桑二世与佛朗哥将军会面时，哈桑二世再次说明摩洛哥坚持领土完整的立场，但当年年事已高的佛朗哥将军并没有对摩洛哥的解决方案给予回复。直到1974年，哈桑二世国王与西班牙外交部部长格雷戈里奥·洛佩斯·布拉沃（Gregorio Lopez-Bravo）[13]、阿尔及利亚总统胡阿里·布迈丁（Houari Boumediene）[14]、毛里塔尼亚总统穆克塔尔·乌尔德·达达赫（Moktar Ould Daddah）[15]进行了多次试图以和平方式解决西班牙所占领的撒哈拉问题的交流与协商，但因西班牙政权的强硬，无法达成一致。此时，殖民主义在全世界已经受到强烈的谴责。 1975年6月，躺在病床的佛朗哥将军单方面决定让撒哈拉独立，但没有明确谁来管辖。在当时冷战时期，这种决定容易使撒哈拉成为美苏争霸的战乱地区。摩洛哥立刻向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提出起诉，指出西班牙占领前撒哈拉归属摩洛哥，并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西班牙佛朗哥政权被迫听从国际法庭的判决并撤出撒哈拉。 1975年8月20日，主张和平共处的哈桑二世国王决定动员摩洛哥35万名志愿者，手持国旗和《可兰经》，以徒步的方式越过西班牙殖民当局设立的边界。在他的回忆中，当被问起为何选择35万名时，他回答： “摩洛哥每年有35万名新生婴儿，如果我们这次行动全部牺牲，则有接班人继续对抗西班牙殖民当局。”1975年10月16日，国际法庭的判决认为历史上撒哈拉的部落与摩洛哥历代国王都存在效忠宣言关系，因此撒哈拉应该归还给摩洛哥来统治。拿到判决书的哈桑二世国王于1976年11月6日命令已经在边界扎营的35万名志愿者开始徒步，历史称之为 “绿色长征” （GreenLire la suite « 摩洛哥视角下的撒哈拉问题 / THE SAHARA ISSUE FROM MOROCCO’S PERSPECTIVE »
Dr. Nasser Bouchiba 